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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介進化論:對鄉村傳播網絡的研究--以活龍村為例

來源: www.auohpr.tw 作者:vicky 發布時間:2019-11-04 論文字數:34214字
論文編號: sb2019100910364228109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一篇新聞媒體論文,本文采用田野調查法,以活龍村為個案,試圖從媒介進化的角度對村莊傳播網絡做一個深度個案分析,通過村莊中不同傳播網絡的發展來呈現鄉村社會的媒介演變。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選題緣起與研究意義
一、選題緣起
隨著科技進步及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媒介產品經歷著一輪又一輪的更迭與換代,每一種新的媒介產品的出現都給社會帶來劇烈影響。在廣袤的農村地區,媒介產品的進入也帶來了當地生活的巨大變化。村民通過媒介產品接受來自外界的新想法、新觀念,傳統觀念發生改變;電視廣告使得消費主義在農村盛行;互聯網打破時空的壁壘,縮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基于媒介技術的演變,鄉村傳統的傳播網絡開始變遷。鄉村傳播網絡是考察村莊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傳播網絡的流動中,我們可以窺見極具生命力的鄉村社會。故而在媒介不斷取得新進展的視角下,我們有必要對鄉村傳播網絡進行一次新的探索與解讀。因此本文以高峰鎮活龍村作為田野點,通過對田野點的觀察,概括鄉村媒介進化情況,弄清鄉村傳播網絡的建構,探析鄉村社會傳播網絡的構成及現狀,通過不同媒介在不同傳播網絡之間的交織呈現出一個村莊中村民們認知及行為上發生的變化,以期從中窺探中國鄉村社會的媒介演變和社會發展。
二、研究意義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鄉村是整個中國社會的主體部分,鄉村傳播是與鄉村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的不同傳播形態的綜合體現。因此,在中國社會發展及傳播學本土化的探索中,鄉村傳播研究是一個不可避開的領域。自 20世紀初開始,國內學者逐漸意識到鄉村傳播研究的重要性,郭建斌、吳飛等人開始對鄉村地區的大眾媒介傳播進行研究,在他們的研究成果里,主要側重于對某個特殊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研究。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和傳播技術日益進步,傳播媒介變得多樣化,除了廣播、電視等傳統大眾媒介外,一批新興的媒介產品正在興起,并快速進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鄉村地區逐漸成為新型傳播媒介的消費場所,這對鄉村傳播網絡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加之當前國家大力倡行“美麗鄉村”、“精準扶貧”等政策以解決鄉村問題,媒介發展與鄉村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成為傳播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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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綜述
一、媒介與鄉村變遷方面的研究
(一)國內研究
2007 年,李紅艷及謝詠才首次提出了“中國鄉村傳播學”的概念。從目前國內對鄉村傳播的研究來看,研究覆蓋面較廣,幾乎涉及了傳播學的方方面面。如對媒介與鄉村變遷方面的研究、對鄉村社會信息傳播系統方面的研究、對鄉村信息傳播模式及傳播效果方面的研究,以及對涉農媒介及內容方面的研究等。在這諸多研究類型中,又數以鄉村媒介使用情況為基礎來研究媒介與鄉村社會變遷方面的研究成果居多,本文也主要是從這一方面來進行文獻綜述。
國內學者對媒介與鄉村變遷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角度展開。一是以某一田野點為研究對象,對媒介與鄉村變遷進行個案分析;二是圍繞媒介與鄉村政治、文化、認同等方面來進行研究。
1. 對媒介與鄉村生活變遷的個案研究
在這一類研究中,學者們主要是以一個調查點為基礎,從微觀層面著手來考察大眾媒介與鄉村生活之間產生的勾連與影響。2002 年,方曉紅作為國內鄉村傳播界進行實證研究的第一人,以蘇南農村為調查點對村莊中大眾媒介、受眾及農村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實地調查,得出大眾媒介具有改變人們觀念的作用等結論,此次調研成果匯成《大眾傳媒與農村》一書,對之后的鄉村傳播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云南大學郭建斌教授在其博士畢業論文撰寫中首次將視角放至中國邊遠少數民族社區,使用民族志方法對該地區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視在少數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有意義的研究。中南民族大學龔莉輝在研究中以舍米湖村為研究對象,深入探討了鄉村社會生活在電視傳播影響下發生的變遷,提出電視加強了鄉村與外界的聯系,促進了村民思想的改變和人際關系的重建等觀點。在《媒介傳播與京族鄉村生活方式變遷——以廣西東興市巫頭村為例》中,作者提出在少數民族鄉村生活變遷中,媒介傳播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大眾傳播媒介給村民的思想、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帶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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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龍村傳統信息傳播網絡研究

第一節 人際傳播網絡
一、基于關系形成的村莊人際傳播網絡
中國是一個講究關系的國家,“在農村社會中,人際關系主要包括家庭關系、以血緣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宗族關系和在社會交往過程中建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三個方面”1。通過人際傳播網絡,村民們得以擁有共同事物及共同行為而彼此相連,我們也可以從中窺視村莊內人與人之間的權力與關系,誰是信息傳播的主要節點,誰又游離于這個鏈條之外,這都是由個人的社會地位、人際關系及其所掌握的信息決定的。這些傳播節點連接起來,最終才能形成一張完整的人際傳播網絡。
在活龍村,其人際傳播網絡主要由以本村村民為主的人際傳播網絡及以外來人群構成的人際傳播網絡共同構成。其中,本村村民網絡主要是以血緣、親緣為主的家族網絡及以地緣為主的地方性關系網絡。基于血緣、親緣之間的家族網絡使得同屬一個家族的人彼此了解,基于地緣關系的地方性網絡,由居住在同一個地方的村民與村民之間通過長時間生活生產上的交往或是興趣、利益等因素而形成。村民間親疏遠近及利益上的關系,加之外來人員的加入,令整個村莊結合成一個復雜的人際傳播網絡。由于人際傳播是面對面且近距離的交流,因此村民與外界的交往十分有限,日常主要就通過人際傳播網絡獲得有關生產、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并以為己用。
事實上,無論是家族網絡、地方性網絡還是外來參與者網絡,其構成都是基于對社會資本的掌握。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資本是與群體成員相聯系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總和,它們可以為群體的每一個成員提供集體共有資本支持”1。在帕特南的研究中,他將社會資本劃分為橋梁式社會資本及紐帶式社會資本,橋梁式社會資本更注重來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之間的弱關系,紐帶式社會資本則更加注重個體間親密的強關系2。基于強關系的紐帶式社會資本可為個人提供極為有力且實用的信息或資源,如村民們在想要外出打工時大多會通過紐帶式社會資本,即身邊的親戚朋友了解外面的工作情況,借以消除對外界認知的模糊性及自身決定的不確定性。外出務工村民對于外部世界的描述與傳播會直接影響他身邊的信息接收者,繼而一層一層向外擴散開去,打工逐漸成為每個村民都知道的生存途徑。當村民決定外出務工時,他最主要依靠的就是已經出去了的有血緣或親緣關系的同族,其次是同鄉,再次才是朋友或其他人。“我們剛出去打工的時候曉得哪樣,又不得錢,買火車票的錢是賣了家里唯一啊頭牛,得幾千塊錢,去買車票都不敢買臥鋪,硬是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車到浙江。去到啊點又不得找到工作,帶來的錢也用完,是幸虧得寨頭老劉家小姑娘借我們點錢,我們又在她家住了幾天,直到找到工作找到房子才搬走。你出去不得個把認到的人在啊邊要不得的。”(應珍,43 歲,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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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眾傳播網絡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需要獲取更多的信息以跟上這世界日新月異的步伐。由于通過單一的人際傳播網絡傳播和接收的信息十分有限,滿足不了人們對于信息的需求,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應運而生。大眾媒介產品的出現拓寬了村民信息的獲取渠道,豐富的媒介內容也使得村民對日常生活有了新的認知。在這個過程中,基于大眾媒介的大眾傳播網絡也逐漸在村莊里建立起來。
一、大眾媒介先鋒者——報紙及廣播
(一)糊墻的報紙
活龍村曾經所屬的平壩縣在 1956 至 1958 年期間,基本實現區級有 3 種報紙,公社、大隊和學校有兩種報紙,生產隊有一種報紙的發行局面,1979 到 1985 年間平均年發 5.62 萬份報紙,報刊發行盛極一時。但在活龍村,由于村民文化水平較低,不太認識報紙上的字,因此村里很少有人看報紙,更不用說去訂購報紙。據筆者觀察,村里目前只有兩個地方有報紙。一個是村委會,主要有《人民日報》、《貴州日報》等報紙,但除了村干部之外基本沒人去看,很多報紙都淪為廢紙。另一個是活龍村小學教師辦公室里的報紙,基本上也都是《人民日報》和一些教育報。
對村民而言,報紙在生活中更常見的功能是墊鍋、墊碗,包裹雜物或者糊墻壁,而不是獲取信息的渠道。“我們又不得哪樣文化,字都認不到哦,哈看哪報紙。以前過年的時候去買點舊報紙來糊墻壁,這哈墻壁都刮瓷了,也不用報紙糊了。家頭除了平時去趕場人家發的宣傳單,也不得哪報紙。”(唐興蓮,74 歲,村民)由此可見,報紙并沒有對村民們的信息獲取產生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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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媒介傳播網絡的出現及帶來的傳播變遷.......................30
第一節 手機及互聯網初體驗.................................30
一、村莊手機及互聯網使用概況.......................................30
二、活龍村移動通訊網絡發展歷程....................................32
第四章 媒介進入帶來的鄉村危機及反思.................................43
第一節 鄉村危機產生的原因及表現.....................................43
一、文化傳承的斷裂....................................44
二、逐漸擴寬的溝壑...............................46
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50

第四章 媒介進入帶來的鄉村危機及反思

第一節 鄉村危機產生的原因及表現
在還沒有電子媒介出現的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主導的傳統社會里,村民之間構成的共同體是一個受限于地理的共同體,他們在同一片土地上交流耕耘。那時的他們對于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在鄉村土地上日復一日的勞作和交往使得他們對于這片土地有很深厚的情感,安土重遷是他們固守的觀念。村民們習慣與通過個人的人際傳播網絡與他人交流,獲取外界信息。在現代科技發展和經濟變革之下,世界面貌日新月異,媒介產品也以一種我們難以想象的速度在不斷進化,并逐漸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隨著大眾媒介逐漸進入村莊,豐富信息和斑斕圖像的涌入打破了村莊的寧靜,給村莊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傳播網絡也隨之日愈發生改變。村民們不再局限于自身的人際傳播網絡,而是開始通過大眾傳播網絡,通過電視看到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借助互聯網足不出戶就知天下事。電視上不停播放的現代都市劇和廣告刺激了村民的消費欲望,大眾文化的沖擊使得鄉村文化、民族文化不再受到年輕人的關注。相對于身邊觸手可及的鄉村文化,他們更熱衷于與之相隔千里之外的明星、韓流和美劇。正如吉登斯所言,“在電子時代里,比起身邊所發生的事來,我們或許更熟悉發生在遠方的事情”1。同時,由于年輕人外出求學、務工,加之手機及互聯網帶來的便攜社交在擴大村民交往范圍的同時也弱化了村民鄉村內部交往,鄰居之間越來越不愛串門,而是使用手機與不在身邊的他人取得聯系,村民之間的交往頻率下降,傳統的“熟人社會”開始演變為“半熟人社會”,村民對村莊的認同度隨之逐漸降低。村民們的鄉土觀念日益淡薄,鄉土情結日益丟失。我們似乎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通過網絡語家鄉相連,與親人相連,與朋友相連,但當我們無處不在的時候,我們的情感又似乎無處寄托。傳播媒介的進入似乎讓文化傳承面臨巨大的挑戰,同時高速發展的網絡科技又進一步拉大了原本就存在差距的城鄉之間的鴻溝。如何去認識這些現狀并對其做出正確的反應,這些都是我們在研究時應該去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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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略)

原文地址:http://www.auohpr.tw/news/28109.html,如有轉載請標明出處,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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